富士康“第九跳”调查：陌生的室友
5月15日下午，深圳富士康福华宿舍楼下，一场类似“快男超女”的卡拉OK海选正在进行，很多二十出头的男女围在一起观看，不少表情略带羞涩的工人在很多人面前大声唱着歌。
这里丝毫没有惨剧的印象。此前一天，5月14日，一名姓梁的员工从宿舍7楼楼顶坠地身亡，成为这家全球最大代工企业今年以来的“第九跳”。“第八跳”发生在三天之前。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福华宿舍“第九跳”的事发现场看到，从一楼和七楼顶楼的情况来看，现场已经被打扫干净，没有找到任何血迹。记者来到该幢宿舍的七楼楼顶，进入天台之前，有一块警示牌：“天台禁区、楼高危险、请勿进入”。在七楼楼顶平台周围，有一米多高的栏杆，必须翻越栏杆才能跳下去。
死者姓梁，所住房间内共有八人，这名安徽籍男子是在去年11月进入富士康从事一线工作的，但宿舍的很多人对他并不了解。
从2010年上半年的富士康员工“九连跳”系列自杀事件来看，这些当事人出生在1986年~1992年，也就是在18岁~24岁之间，入职时间不到一年。标准化的厂房，标准化的住宿，还有被标准化了的员工生活，使得这里的沟通与交流变得机械化。
记者注意到，在富士康今年的第十场励志交流大会上，有一个游戏遭遇到了尴尬：如果能说全一个宿舍的舍友名字的，可以拿到奖金，但游戏中迟迟都凑不齐三个人来参与这个游戏。此前，富士康工会在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时，曾做过类似的举动，要求有工人能说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奖励1000元，同样，绝大部分人答不出来。
一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富士康员工说，在宿舍住得很闷，一个宿舍的人几乎都不说话，“大家是不同的工组，上班时间也不一样，所以都不太认识。”
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富士康集团媒体办主任刘坤表示，富士康集团正在改善和检讨自身管理，同时也正在做很多工作，帮助员工稳定情绪。
然而，这样的表态，与前几跳发生后并无不同。
直到现在，深圳市有关部门和深圳市总工会并未就富士康的“第九跳”发出声音。昨天，《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未能联系到深圳市政府新闻办和总工会的相关人士。与此同时，全国总工会亦尚未就此事及富士康频繁发生跳楼的事件发表声明。昨天本报记者联系到全总相关部门负责人，但并未得到正面回应。
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会副主席陈宏方曾告诉媒体，在“第六跳”发生后第二天，深圳市总工会便到富士康调查。4月13日下午，深圳市总工会公布富士康近期多名员工坠楼事件的调查结果。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称：富士康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希望企业吸取教训，建立人文关怀的管理体制。
不过，这份调查报告并未向社会公开。目前也无法知晓深圳市总工会是否已在针对此后的跳楼事件进行新的深入调查，同时也无法确认深圳市总工会是否对富士康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正意见。
富士康方面也承认，面对近40万的员工，他们的干预措施有些杯水车薪。刘坤认为，跳楼这一社会现象更应该由专业的心理专家剖析。
然而单纯的心理学角度未必能有效诊断富士康的病根。
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建议，不妨请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和企业组成一个调研组到富士康来进行一个课题调研，深入研究员工跳楼事件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原因。从这个角度讲，富士康遇到的问题事实上具有普遍意义。
关注新生代工人的心理危机
“九连跳”，这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最触动人心的消息。在短短五个月里，深圳富士康公司已经连续发生九起员工跳楼事件。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瞬间陨落，让人无限悲恸。
就在几天之前，我们还看到了关于富士康延请高僧，为死者超度祈福的报道。岂知话音刚落，即又有一男一女两名员工相继选择了死亡。富士康员工的轻生频率如此之快，着实让社会震惊。
在一个接一个的自杀年轻人的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力量，压抑着他们，以至于其在活着与死去之间，竞相选择后者？
不幸的年轻人各有各的不幸。每一例自杀事件的背后，或都有一个不雷同于他人的故事。新华社的一篇报道中，如此概述这群年轻人内心中的苦痛：这些员工选择轻生，有的是婚恋和情感上遇到挫折导致，也有的是家庭出现变故造成情绪低落，更有一些人可能是由于精神异常而造成悲剧……
这些不幸的年轻人又有其共同之处。比如，他们都是当代中国的新生代的工人，都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中的员工，他们的青春与机器相伴，他们苦闷、无奈，却没法排解。可以这么说，在“九连跳”的背后，中国新生代工人的精神危机以一种最赤裸、最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
发生于富士康的“九连跳”，将这家企业推到了舆论的火山口。不可否认，富士康在管理、企业文化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不足与问题，但说到底，富士康还仅仅只是一个符号，或者说，只是更多类似企业的一个知名代表而已。新生代工人的精神危机，不仅仅存在于富士康中，更有时代的宏阔背景。
富士康中相继跳楼的年轻人，多为“80后”甚至“90后”。他们的年龄很容易成为一个标签，让外界认为，当代青年比之他们的兄辈或父辈，更缺少韧性，抗压能力更弱——坦率地说，有些时候，确实如此。但我们不要忘了，这些都只是绝望之际的诱发因素，关键问题在于，是什么让一群新生代工人对于生活如此感到绝望？
这依然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依然是充满了个体意味的问题。不过，如果从新生代工人的精神与心理危机角度观察，似乎可以这样回答：过去，我们更多地关注了效率，自由市场，资本选择，更多地关注了企业的发展与城市的生机；过去，我们习惯于以宏大叙事的目光看待当代史，却没能对个体生命的发展与幸福给予必要的尊重与关注；过去，我们在中国人多的惯性思维下，就无视了那些最普通的劳动者基本的心理需求。
以这样的视角去看，富士康的“九连跳”，是深圳、珠三角，乃至整个国家轰隆隆的机器声中的一个音节。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过于强调了增长、崛起这样激昂的名词，过于强调了产业升级换代与城市的繁荣，而对“人本”主题关切不足。正如“九连跳”背后部分新生代产业工人的命运，被有意无意忽略了。他们的真实生存状况，他们的脆弱而又无奈的心灵，隐匿于社会的边缘角落。
毫无疑问，“九连跳”，不该是一台巨型利润机器的必然宿命。从这个角度讲，富士康理应有许多值得检讨之处。这家企业当扪心自问，有没有将数以几十万计的产业工人，也简单地理解为另一种无声的机器？诚然，富士康也在试图做得更好，包括开始为员工进行心理排解，提供宣泄出口，包括按照台湾企业的传统，延请僧人祈福，但这远远不够。工人的基本需求，决不仅仅是拿到了政府最低工资标准的薪水，更应得到人性化的管理，而不只是被“捆绑”于流水线上。
进而言之，当一个企业中的数名员工相继以跳楼这样的极端方式终结自己的生命，事情已经不再只是企业的内部事务，更多地具有了公共事件的意味，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
如果我们再延伸一步，会发现一些产业工人的精神危机，多少也孕育于上游的生活阶段。这警示人们，从学校到社会，针对一代年轻人的生命教育，是多么的粗疏和肤浅。当然，这里很关键的一点，青年工人自身也要培养乐观的生活态度，从无奈中看到希望，善于排解失败和受挫情绪。自己拯救自己，这是消弭精神危机最有效的办法。
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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