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案频发该检讨嗜血文化
我们既是嗜血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制造者，也是它们制造出来的产品
翟志勇
有心者大概会注意到，现在“灭门”几乎变成了一个高频词汇，只需检索近来发生的一系列案件，就不难发现触目惊心的恶意伤害事件比比皆是。五一长假期间，广东肇庆，两名20出头的年轻人只因经济困顿入室抢劫，连续杀死恩人张某的妻子、岳母、4岁的儿子、5岁的侄子、9岁的女儿、14岁的侄女；就在此案案发前数日，广西北海兵岳村24岁村民朱觉才因与婶婶张钦莲发生口角，持刀将叔叔、婶婶和他们不到10岁的女儿、儿子砍死。而此前更有2006年底广东东莞灭门案、贵州兴仁灭门案、甘肃临夏灭门案、广东佛山灭门案。不断打破社会伦理底线的灭门血案如此频繁地出现，我想是到了我们该好好反思的时候了。
案件发生后，虽然犯罪分子已经或即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但法律的制裁无法挽回那些无辜的生命，也恐怕无法完全防止类似惨案的再次发生。对此，舆论往往从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生活压力、精神疾病甚至传统文化等大环境中寻找问题产生的原因。应该说，这些分析都有一定道理，在具体的案件中确实能找到其中一项或几项环境因素的影子。
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问题往往被忽略，那就是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从一个单一犯罪个体本身而言，他们何以会如此丧心病狂？又何以如此地残忍、血腥，毫无理智？我觉得对犯罪个体因素的分析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暴力往往是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幽灵般地侵入我们的大脑的，它潜伏在那伺机操控我们，一旦诱因出现，就会毫不犹豫地战胜理智，驱使个体像魔鬼一样瞬间释放出嗜血的惊人能量。这听起来有些危言耸听，但可能正是这种个体因素的“成功”积蓄，制造了如此众多的触目惊心的血案。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暴力潜在积蓄的基础何来呢？如今，电视、电影和网络已经主宰了普通人的日常文化生活，这些文化产业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吸引着人们的眼球，由于政府对色情文化的严格管制，以暴力案件、枪战、武侠和灾难为特征的暴力文化成为吸引眼球的不二法门。其实仔细看看如今的武侠片、战争片、灾难片、警匪片、魔幻片等等，很少有不宣扬赤裸裸的暴力文化的。为了营造宏大的场面并渲染扣人心弦的情节，暴力已经从单纯的花拳秀腿转向了嗜血而残暴的血拼与屠杀，枪林弹雨、刀光剑影过后，无数的生命随着汩汩流淌的鲜血飘然逝去，如蝼蚁般，如草芥般。为了使嗜血的暴力获得合法性，一些文化产业的制造者总是会在好与坏、敌与友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并借助个人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以及道义精神等表现手法，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暴力的正当性并为此欢欣鼓舞，而观者还唯恐场面不够火爆、打斗不够激烈。哪知在我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消费这些嗜血文化产品时，一种通过嗜血的暴力来解决问题、宣泄情感的意识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为了我们潜意识里一个等待开启的暴力阀门。
除了被动接收的暴力信息外，新传播介质的加入也在对此推波助澜，比如日益流行的网络游戏已使得我们在银幕上体验到的嗜血文化，能够在虚拟的空间中得到亲身实践。在网络游戏中，人们置身于魔幻般的场景之中，将自己武装成无所不能、威力无比的勇士，将平日的幻想和积蓄的压抑一起释放出来，切身体验暴力所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快感，以及现实中得不到实践的英雄气概。这种银幕上的感观刺激和虚拟世界里的切身体验纠结在一起，进一步强化了人们潜意识中的那种嗜血因子。
一旦回到现实中陷入某种困顿，一旦情绪受到压抑，一旦感到走投无路，人们在潜意识中积蓄的嗜血因子就会蠢蠢欲动，只要受到偶然因素的刺激，它就会操控行为人毫无理智地去模拟文化产品渲染的并在网络游戏中得到切身体验的嗜血情节。
从这种角度而言，那些按一般基本伦理标准看来不可思议的灭门惨案也许就不难理解了：施暴者已经不再是他自己，他是被潜意识中嗜血因子操控的杀人机器，是暴力文化产业制造出来的变态者，而他自己对此却茫然无知。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们既是嗜血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制造者，也是它们制造出来的产品。作为消费者，我们是嗜血文化得以生存的根基；作为制造者，我们对嗜血文化的无限欲求是它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作为它们的产品，我们接受暴力的正当性并在潜意识中践行着暴力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我们自己制造出了那些嗜血的杀人狂，当他们在银幕上时，我们欢欣鼓舞地消遣着嗜血文化；当他们走下银幕时，我们惊惧地看到一出出嗜血活剧。
该是我们反思并检讨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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